2010-07-31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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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全力以赴：中国展现魅力
作者：Helle C. Dale
自2001年9月11日起五角大楼就把公共外交重点都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穆斯林世界的激进化问题上，外交工作越来越受到五角大楼的监督、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有条不紊地以其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在全速前进。这么做是旨在推广中国的治理模式，排斥美国和西方的治理理念，在结交朋友和影响竞争对手上中国人已经投下了巨资。如北京奥运会和最近召开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所展现出的华丽，只是大量外交战线上（包括在美国境内），一种兼具决心和创造性正在发动的公共外交攻势最明显的表现。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Richard Lugar，指名要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解释中国为何能够在明尼苏达大学以及全美其他学校开办了60个文化中心，而美国在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机构这一现象。克林顿则表示，中国政府在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美国政府没有同样财力在中国做到：“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用超过2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预算上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大手笔开支。”
指导这些方案的总体战略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让中国的影响力扩散出去，同时谨防外部的信息和观念流回去“污染”中国。正如Stefan Halper在他的新书《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支配二十一世纪》（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写道的那样，“中国竭力避免冲突，它的真正挑战体现在一个特别的方面，即在中国式资本主义和中国思维主导下的国际社会的兴起过程中扮演着创造性的主导角色。”
早在奥巴马政府把“巧实力”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官方前提之前，中国政府就开始认真看待“巧实力”("smart power")理念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但是不同与美国，中国的“巧实力”外交政策并非将军事投资转移到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上，而是立即在战略上、主动性上采用对外援助和公共外交这两种做法，并且精致度也越来越高。当中国已经将其军事影响力从亚洲（中国以一种区域性的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延伸到非洲、印度、中东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的同时，它也努力说服世界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发展。
中国媒体不断增加的吸引力及其辐射面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2009年1月，南华早报报导，北京已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媒体驱动”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建立海外分社的网络向世界展示现代中国的形象”。这种做法就和其他公共外交努力一样，中国正试图反击它以往在海外低收视率的形象。（尽管中国在全球公众态度上取得的口碑获得了全面改善，但在2008年皮尤研究调查进行民调的国家中仅有23国的多数人表示了喜欢中国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为这项工作提供令人瞠目的68亿美元的资金。相比之下，美国目前每年在国际传播上花费大约7.5亿美元；英国的情况也类似，资助BBC世界服务运行的资金大约为4亿美元。
今年5月，中国的新华社宣布成立一个全球英语电视频道，作为推动反击西方新闻媒体支配性方案的一部分，尤其针对CNN和BBC。试播据说已经开始了，并且电视台计划在7月全面投入运作。由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hina Network Corporation, CNC)制作的该频道将通过卫星、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手机播放，其内容将包括新闻、商业和生活方式等栏目。以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话来讲，“CNC将为全球观众提供多一个信息来源，促进用和平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稳定增加其短波广播频率，而美国的短波广播已经减少。2000年，中国有152个短波频率，美国有263。到2009年，中国的短波频率数量已增加到293，而美国下降到205。短波当然特别面向发展中世界，那里接触电脑和手机等更先进的媒体比较不易。对于有着严控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政府的国家来讲，短波广播是最难于去干扰的。
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也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中共政府至少雇用28万人去监控互联网和宣传美化政府的信息。互联网监视方面更多的工作是由许多互联网志愿者完成的，从退休官员到大学生到渴望成为党员的共青团员，都是这类人中的一员。
中国政府经常屏蔽掉Twitter和Facebook以及被它视为具有颠覆性的中文网站。谷歌中国在1月份遭受了重大的网络攻击，因此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存在，显示了美国公司在中国营运时所面临到的危险。中国政府则推动本土网站QQ.com，Sina.com以及中共自己的党报《人民日报》网站以期取代谷歌。
中国为了获得资源和影响力展开了针对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而中国的公共外交就是这种外交政策战略的的无缝衔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把西方模式认知为是有致命缺陷的发展模式。当西方国家承受世界经济危机苦痛时，中国正在争辩说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才是未来的方向。显然这种论调是有共鸣的：期待中国政府投资和贸易的一些亚非拉美国家赞同它的说法，特别当它不伴有任何恼人的民主改革或私有化的说教时就使它更具吸引力了。
尽管如此，当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战里越陷越深，当它的公共外交操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中国领导人想要将“北京共识”推向全球的经济发展时，致力于控制中国国内信息流通和试图窃取谷歌技术揭示了共产党政权的根本弱点。
中国的大胆赌博是否能成功——对内压制信息在人民间自由流通，对外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宣传运动，这是关乎未来的问题。
进一步阅读：
译者的“译者频道—深度分析”专题
译 者“@Freeman7777”的个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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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经济学人：崛起中的中国工人力量
世界经济
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全球经济有益。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9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国际财经时报》的“同来源译文”
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里的产业工人的要价，仅是美国或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九牛一毛”。去年，有约1.3亿底层“流动人口”在新兴城镇工作，平均每个月带回家1,348元。折合成美元，大约是197美元，仅仅是美国平均月工资的1/20。但这已经比前一年涨了17%。随着中国经济反弹，工资上涨也紧随其后。在遍布出口工厂的沿海地区，老板们缺工人，工人们缺耐心。这个世界工厂已经发生了一连串罢工。
2008年实施的新劳动法，以及更基本的供求关系法则，让中国工人们更有底气。工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找到和留下。农村大约还有7000万潜在劳动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厂搬往内陆地区，他们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但是，劳动力供应不是无限的，即便在中国也同样如此。从明年开始，15-29岁的人口数量将急剧下降。而且尽管工资在上涨，但他们的期望上涨得更快。[新一代工人]似乎更不愿意“吃苦”，也不再任劳任怨。
事实上，中国工人从来不像流行漫画讽刺的那样“温顺”。但最近的罢工频率（中国沿海的广东省48天内发生了至少36起罢工事件）、持续时间和目标对象（跨国公司）仍然不同寻常。中国共产党以前对劳动骚乱屡施重拳。这一次则相对宽松。政府控制的工会曾经派打手袭击过本田罢工工人，但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暂停。虽然消息很简短，但的确遍布国家监视的媒体。到目前为止，工运的领导人还没有在半夜听到“敲门声”。
这说明了三件事。第一，中国不愿意对大品牌的企业工人下狠手，因为这会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第二，中国越来越不担心会吓倒外国投资者。事实上，如果工人们感到郁闷，最好是让他们责怪外国老板去，而不是本国老板。在金融危机中，党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外国投资者更需要中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认为工人的举动与经济“重新平衡”的目标一致。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相对消费支出，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工人在收入分配中拿到的太少：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7年的53%（美国这一数据接近2/3）。工资上涨让工人可以分享更多自己的劳动果实，抵消的是老板们的利润。
中国工资上涨对西方也有好处。这看似奇怪，因为富裕国家已经非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工。据估计，与中国的贸易帮助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节约1,000美元，真得感谢中国的廉价商品，对企业的更低的成本投入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如中国廉价劳动力帮助西方抑制价格增长，现在，中国工资上涨也将开始向西方输出通胀。另外，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和土地或者石油一样，是一种资源。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和沙特油井干涸类似，通常都不会有人从中受益
明天的全球消费者
但在金融危机中，情况大不一样。现在，通缩是比通胀更大的威胁。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有4700万人失业，劳动力不再是世界经济的阻碍。世界真正缺的，是愿意消费的人，而不是想工作的人。中国工资上涨和美国一直要求的人民币汇率上涨有相似效果，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刺激中国的消费。这将帮助闲置的外国企业和工人。中国消费增长20%将帮助美国出口增加25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创造超过20万的就业。
最终，这些新增消费会帮助世界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到时候，外国企业和消费者可能会想念那些帮他们取得高利润和保持低价格的中国沿海廉价工人。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在中国内地以及印度这样的地方找到廉价劳动力。而且，中国的工资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中国的生产力。 1995年后的十年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为以前的三倍，但每个工人的产出却涨了五倍。
当中国的初级劳动力在逐渐枯竭的时候，要重复成功经验，中国必须增加熟练工人的供应，这就要求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他们可以为雇主工作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成为值得投资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需要放松户口限制，这一制度阻碍了农民工正式地在城里落户，同时不失去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当劳动力充足的时候，对政府来说，有一群对城市管理者要求不高，还要在农忙的时候回乡务农的“流动人口”也不是坏事。但是在劳动力市场紧缩的时候还要保持快速的增长，中国的流动人口就不得不定居下来。
一名剑桥的经济学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经这样写道：“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远远比不上根本没有被剥削机会。”她的这句话是在1962年所写，她受到的正是东南亚的失业者的启发。从那以后，资本就一直在这一地区和更广阔的北边勤快地“剥削”工人，主要是为他们着想。现在，是时候让资本来投资于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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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华尔街日报：从天安门到巴菲特可能的继承人——李禄
作者：SUSAN PULLIAM
发表时间：2010年7月30日
译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校对：@xiaomi2020
21年前，李禄是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中的学生领袖，现在则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他有望成为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的继任者。
点击这里查看WSJ的新闻录像：Dennis Berman讲述的故事是天安门广场上的领袖之一现在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管理的高层继任者。
今年44岁的李禄成为运营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中多数投资组合的主要候选人，这源于他与该公司86岁的副董事长芒格（Charlie Munger）的挚友关系。在采访中，芒格透露李禄可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投资的高管之一。芒格说，“在我看来，这是预料中的事情。”
继承巴菲特的事业是现代企业史上最惹人关注的继任故事之一。一个月后将过80岁生日的巴菲特表示，目前没有退休计划，在他离开公司后，可能将把工作一分为二，分为CEO和投资职能。李禄成为监管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业务的竞争者，也是第一个被点名可能将接替巴菲特执掌投资部门角色的人。
这一进展说明伯克希尔哈撒韦正在推进继任计划的某些方面，此举可能早于投资者们的预期。
已经加入美国籍的李禄已为伯克希尔哈撒韦赚了大钱：他把芒格介绍给中国电池和汽车生产企业比亚迪，伯克希尔哈撒韦随后就投资了。巴菲特说，2008年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的比亚迪股份已增加逾五倍，获利约12亿美元。1998年以来李禄的对冲基金复合收益年率为26.4%，而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为 2.25%。
李禄的投资策略与巴菲特明显不同：李禄主要投资亚洲高科技企业，但巴菲特通常对他不了解的行业不投资。
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核心投资工作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经理管理，他们地位一样，为伯克希尔哈撒韦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负担不同的职责。索科尔（David Sokol）是公司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MidAmerican Energy Holdings）的董事长，人们认为他是CEO的头号竞争者。今年53岁的索科尔于1991加入中美能源控股，以工作不知疲倦闻名。
在采访中，巴菲特拒绝直接评论继任计划。但他并不排除在他仍在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掌舵期间，引入李禄这样的投资经理。
巴菲特说，我喜欢在我仍在这个岗位的时候引入其他投资经理的这个想法。他说不会排除今年作出这样的举动，但他补充说，也没有为引入更多投资经理设定“目标”。巴菲特说，他希望以团队的形式，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高管作为一个团队接受报酬，他说，我不希望他们竞争。
巴菲特说，李禄在许多重要方面适合这一职位。他说，“你希望有人能够在新问题还没有发生前就未雨绸缪。李禄是一个逆向投资者，在比亚迪股票遭打压下跌的时候，他买入了该股。另外他还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忠实粉丝，这或许也可以帮助他的事业。”巴菲特说，“除非他们对伯克希尔哈撒韦有特殊的感情，否则我们不会雇佣他们。”
图：天安门时期的李禄（右一），与学生领袖们在一起
如果让他管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个大规模投资组合，他是否能获得这样的利润，这仍是个未知数。
更重要的是，他的战略是进行大笔投资，在市场下滑时也毫不动摇，这种战略可能会在漫长的熊市中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尽管2009年获得了200%的回报，截至今年6月底前，他管理的投资组合已经缩水13%，是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6.6%跌幅的近两倍。
李禄拒绝讨论可能继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只是说能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内部圈子的一份子，他感到很幸运。他说，这是你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李禄出生于1966年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说，他九个月大时，他当工程师的父亲被送到了一个煤矿接受“再教育”。他的母亲被送到了一个劳改所。李禄的父母给很多家付过钱，希望他们照顾他。有好几年，他都在好几个家庭之间辗转，直到到了家乡唐山一个不识字的矿工的家里。他和这名矿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李禄说，小小年纪就与家人分离，这教会了他生存的技能。
十岁后，他与父母和两个兄弟重新团聚。当时他的家乡唐山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造成约24.2万人遇难，其中包括照顾他的矿工一家。他说，他们家在地震中幸免，不过他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死了。
李禄说，当时他失去了方向，在街上打架斗殴。他说，他的祖母激励他开始读书学习。他的祖母是她们市里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李禄后来上了南京大学，专业是物理。
1989年4月，他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遇到了在那里集会悼念总书记胡耀邦的学生。胡耀邦被视为是一个民主与改革的支持者。
学生们抗议腐败等问题，李禄参与了学生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绝食。
他和其他学生后来逃往法国。1989年晚些时候，他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那里的人权活动人士像迎接英雄一样地迎接了他。他不太会说英语，不过却收到了一笔写书的预付款，书的内容是关于他自己经历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的帮助下，李禄迅速学会了英语。据哥伦比亚大学说，他成了该校第一批同时获得三个学位的学生之一：经济学、法学和商业硕士学位。
在李禄的学生贷款盈余增加之际，1993年他听了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讲座。当时，90年代的牛市正如火如荼，对冲基金在上升阶段。李禄说，在中国，他不相信金融市场，不过巴菲特的讲座帮助他克服了对股市投资的质疑。
他开始用写书的预付款投资股市。1996年毕业前，他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储蓄，他说他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然而，他接受了证券公司帝杰(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的一份工作，之后离职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1997年，他创建了对冲基金喜马拉雅合伙基金（Himalaya Partners）。之后，他建立了一只风险投资基金，以便投资美国的科技公司。
当时正值华尔街令人迷醉的时候。互联网大潮刚刚兴起。投资者们争相寻找热门股。
通过他的人权人士的关系，李禄迅速吸引了包括伯恩斯坦(Bob Bernstein)和音乐家斯汀(Sting)在内的富有客户。伯恩斯坦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前董事长，也是“人权观察”前主席。李禄说，其他投资者还包括金融家科尔博格(Jerome Kohlberg)，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Allen & Co.高管舒曼(Stanley Shuman)，以及对冲基金经理纳什(Jack Nash)。
不过，1998年李禄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第一年就损失惨重。他的以投资亚洲股市为主的基金受到了亚洲债务危机的严重打击，损失了19%。
他说，我感觉很糟，因为人们信任我，他们知道的只是我是一个学生运动分子，而他们看到的只有损失。
随着亚洲危机迅速消退，他的财富反弹。1998年伊始，一场新的大牛市也随之到来。当时对冲基金行业急速发展，到1999年末，李禄的基金已经补回了损失。
2002年，对冲基金巨头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斥资投资李禄的基金，条件是基金在对某企业做多的同时也要做空。
这样的条件并不合适。李禄说他“痛恨”做空股票，抱怨说他不得不一直进行交易，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该基金剩余的部分目前正在清理。）罗伯森拒绝就这一商业关系发表评论。
简 •奥尔森(Jane Olson)是李禄在人权方面的一位联络人，她的丈夫罗纳德•奥尔森(Ronald Olson)是伯克希尔的董事，还曾是芒格帮助创建的一家洛杉矶法律事务所的早期合伙人。李禄会去奥尔森夫妇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周末度假房，2003年的感恩节，他遇到了家在附近的芒格。
芒格说，李禄马上就给他留下了印象。他说，两人都对金融公司报告的收益抱有怀疑，也都不喜欢听那些废话。
芒格给了李禄一部分家庭储蓄用于投资，创立了一个押注严重受挫股票的“价值”基金。
李禄说，两周后他与芒格再度会面，以确保后者有听证权。2004年初，李禄创立了一个基金，自己投资400万美元，又从其他投资者那里筹集5,000万美元。芒格的家族投资5,000万，后来又投资3,800万。李禄与芒格达成的协议中包括该基金将不再向新投资者开放。
李禄获得成功始于2002年首次投资比亚迪，当时比亚迪只是一家羽翼未丰的中国电池公司。比亚迪创始人出身贫寒，1995年用借来的30万美元开创了这家公司。
比亚迪在香港证交所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后不久，李禄就投资了这家公司。（比亚迪在美国“粉单”(Pink Sheets)市场交易，最近报每股6.90美元。）
李禄创立自己的基金后，再次买进比亚迪股票，最终将与芒格共同经营的1.5亿美元基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向了比亚迪，后者当时迅速发展，已经收购了一家破产的中国汽车制造商。芒格说，“李禄一开始只买了一点儿，后来比亚迪股票下跌时又买入更多，这是他的特点。”
2008年，芒格还说服索科尔为伯克希尔调查比亚迪。索科尔去了中国，回到美国后，他与芒格一同劝说巴菲特加大对比亚迪的投资。9月，伯克希尔向比亚迪投资2.3亿美元，收购了该公司10%的股份。
比亚迪的业务一直火爆。现在它已占了全球用于手机的锂电池市场近三分之一的份额。比亚迪更宏大的计划包括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方面的业务。
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厂商之一，比亚迪面临的考验在于能否实现其开发市场上能效最高的锂电池的计划，这种电池未来可能成为更强劲的动力来源。更有前景的是，锂电池有可能用于存储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能源产生的电力。
芒格说，大型锂电池将是“引爆器”，改变行业形态。
比亚迪是李禄重点押注的对象。他是该公司的非正式顾问，并拥有约2.5%的股权。
李禄的基金向比亚迪投资的4,000万美元现在价值约4亿美元。伯克希尔2008年投资的2.3亿美元现在价值约15亿美元。巴菲特、芒格、索科尔和李禄，还有微软创始人兼伯克希尔董事比尔•盖茨(Bill Gates)计划今年9月访问中国并参观比亚迪。
现在李禄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中国旅行，但他希望很快能获得完全的旅行自由。但中国政府对他有何看法还不清楚。
李禄拒绝透露基金的其他资产。虽然今年出现亏损，但这个规模6亿美元的基金自2004年底创立以来已经增长了338%，年化回报率约30%，而标普500指数年化回报率不足1%。
李禄对投资者说，他从世界杯观赛经历中汲取了一项教训，他将自己的投资风格比作足球。他说，你有可能踢得非常卖力，但就是进不了球，但偶然之间──非常偶然──你得到一两个好机会，从而踢进决定性的进球。
本文作者 Susan Pulliam的电子邮件： susan.pulliam@wsj.com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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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妈妈们的《杜拉拉》
好像妈妈们都很爱看杜拉拉升职记。贪姐的妈妈打电话给她，说电视剧杜拉拉真好看，原来你们白领就是那样上班儿的啊……贪姐很无语。小汪的妈妈干脆说：“你好好跟人家杜拉拉学着点儿。”我替小汪念出内心独白：妈。我不争气，我放弃了在那个红框儿logo下战斗的机会……靠咧，咱那个还是正版的嘞。
我妈也问我：“你看杜拉拉了吗？”她居然把杜拉拉跟我联系上了：“北青报上说，那个杜拉拉……你老说的那仨字儿是什么来着？奥对了，是不靠谱！”
2.无所顾忌地追求名与利
黄老师又在博客中提我啦。我是又开心又荣幸又心虚又内疚啊。
事关黄老师上回在博客中推荐我的书，让人给骂了。说她“无所顾忌地追求名与利”。哇，原来推荐我的新书还可以得到名与利耶！大家还等什么，一起来啊。
过去还有人在背后说我“功利心很重”，常常有意无意地在博客中提黄佟佟，攀附名人。as much as我爱黄老师……我选择她来攀附还真是另辟蹊径。瞧人家《贻笑大方》中的伟哥，皱着眉头地说：“这不，王祖贤非要拉我去蒸桑拿……后来我们跟周星驰打牌去了。周星驰输了还把我皮鞋给穿走了，这周星驰！”
3. 现在再播送一条通知：
请《饮食与科学》和《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联络我，更改稿费邮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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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华盛顿邮报：美国以更强硬的调子应对中国
作者：John Pomfret 华盛顿邮报撰稿人
时间：2010年7月30日，星期五
译者：David Peng
校对：Andy Cheng（@adianch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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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经济评估
特别报告：另一个超级大国
货币冲突
在东海（也被称为日本海）海面上，南韩军舰在联合军事演习中紧随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Lee Jung-hoon/美联社）
最近几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调子；这一变化是美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在一些领域，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如果中国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也与之针锋相对。
面对中国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测试美国实力，美国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即拒绝承认中国声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它拒绝了中国要求美国海军结束其长期在黄海进行军事演习的政策。同时在伊朗问题上，它给中国施加新的压力，要求中国在西方公司离开伊朗时，不要增加在该国的能源投资。
美国的策略已经引起了中国官员及国有媒体的强烈反弹，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周一，外交部长杨洁篪发表了一项极不寻常的声明，指责美国鼓动其他国家与中国做对。一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将美国拟在黄海公海海域进行的演习，比作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头导弹。
美国官员解释说，这些步骤是一个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一方面，美国承认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另一方面，当中国行为侵犯美国利益，美国也划出清晰的标志。因此，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加入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组成的G20集团，举行中美官员之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谈，并支持中国增加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影响的努力，同时也设法限制它认为的中国的扩张冲动。为此，奥巴马政府还加强了与其他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外交接触，结束了12年来不与印尼特种部队接触的禁令，加强从东京、首尔到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同盟关系。
在华盛顿，这一战略已罕见地赢得了素来苛刻的中国观察家圈子的赞赏。詹姆斯·穆维农(James Mulvenon)是国防集团有限公司情报研究与分析中心主任，他称中国“仍是咆哮，狂妄，极度不安和谨慎的矛盾结合体”，面对这样的中国，这一战略是“一个外交杰作”。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决定可追溯到数月之前，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注意到这片海域——作为国际水道，每年一半以上的世界商船总吨位通过这里——已悄悄成为中国关于“核心利益”的标准外交术语。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告诉两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这片130万平方英里海域的领土要求，中国现在视为与对西藏和台湾的领土要求同等重要。中国声称台湾是属于北京的一个岛屿。
此外，东南亚国家已告知美国，中国对有兴趣在这片海域勘探天然气和其他矿物的国家和公司施压，对此他们甚感不安。中国曾警告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停止在靠近越南近海的勘探作业。据该地区的消息人士透露，它也开始经常逮捕或骚扰其他国家的渔船。
7月23日，美国在河内对此作出回应。当时，在东盟年度安全峰会上，共有12个国家提出了南中国海问题，越南第一个，美国是最后一个。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指出，该海域的自由航行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她提出愿意推动建立该海域的行为准则。然后她说，“对南中国海的海洋空间的合法主张只能来自土地固有的合法主张。”
解读这一点，这意味着中国对整片海域的主张是“无效的”，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因为在中国主张的岩石和珊瑚礁上，没有任何人居住。
（听到这一讲话后），（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离开会场一小时。当他回来时，他作了一个30分钟的即兴讲话，指责美国在这个事情上对中国搞阴谋。根据在场的美国和亚洲国家官员所言，他似乎嘲笑越南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并且明显是在威胁新加坡。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根据一些与会者的回忆，他说这话时盯着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
周一，杨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没必要将该问题国际化，中国仍然希望以双边方式解决所有争端，中国的看法代表了“亚洲国家”的利益。
声明中说，“会议结束后，大约十多位亚洲代表向中方表示祝贺。”但与会的许多人认为（现场情况）清晰地表明，大多数参加国都支持美方的观点。
奥巴马政府还拒绝接受（中国）关于黄海军事演习计划的声明，特别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明。黄海在南中国海以北数千英里。
自3月26日韩国军舰沉没，致使46名水手死亡后，美国和韩国一直在计划此次演习。对沉船事件的一个国际调查指出，北朝鲜应对此次攻击负责。
但随后中国介入这一争议事件，声称任何在黄海的军事演习将被视为对北京的威胁——这令美国官员觉得中国不必要地把事情复杂化了，美国本来只是想给出一个简单的信号：在面对平壤进攻时，美韩是团结一致的。
7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告诉凤凰卫视频道，“由于这些演习……非常靠近我们的领海，我们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在（去年）11月，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曾经到过黄海，但没有引起中国的批评。
为平息中国的愤怒，本周，美国政府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第一次演习放在远离中国海岸的日本海（韩国人称为东海）。但是，部分由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在黄海的第二次演习也在计划中。美国官员也预计乔治·华盛顿号将很快回到该地区——这次在黄海。
最后，奥巴马政府继续推动中国对抗伊朗。6月，德黑兰拒绝停止其铀浓缩计划之后，美国赢得北京的支持，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制裁保持相对较弱的力度，而已经大量投资于伊朗能源部门、身为伊朗第三大石油主顾的中国免于受到大部分制裁的限制。
但现在美国官员担心，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的进一步制裁——最近几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采取更多措施——，西方和日本的投资枯竭之后，中国的国有能源公司将乘虚而入，从而抵消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们还没有解决伊朗问题，”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我们正在寻求（在伊朗）最大程度地限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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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八达通, 社会责任, 现代管理, 个人资料, 私隱, 风险管理, 公关
八达通出售用户个人资料图利，事件越闹越大，从很多角度值得企业管理人反思。八达通的私隱保障问题，还得深入分析，但笔者观看管理层处理事件的手法，不得不说今日的管理专才赚钱也许很叻，风险管理和社会责任两方面，就落后现代社会要求。
不止八达通，近期例子如紫金（2899）和霸王（1338）等，他们的公关和风险管理公式似乎就是否认，好像只要说没有这事，问题就会消失，但今天的网络通讯和传媒文化，当然不会如此，而八达通只不过是处理得更笨拙而已。
说到社会责任，企业管理专才更是不懂，他们以为社会责任是搞搞绿色、做些义工及捐点钱的事。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態度，对社会和市民的尊重。面对私隱问题，若坚持盈利第一，其他守法就算，结果必然是连法例也弄不清楚。所以八达通和其他大企业，包括银行，才坚持採用 opt out，不肯改为对用户公平些的 opt in；当有人质疑时就说一切守法，用户签约时已同意细字条款，漠视 consent是不够的，必须是用户清楚明白的 informed consent。
若企业和其管理层不作思想大改革，灾难只会再发生。未来企业聘任高层时，宜把公关能力和重视社会责任，放在赚钱能力同等甚至更高位置，因为企业总裁未来要在更多「没有过滤保护」情况下面对传媒、公眾和政客。始终公司赚钱不是一人的事，但要令公司形象和声誉尽失，却可由一人引发。
刋载於《苹果日报》2010年7月3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731&sec_id=15307&art_id=14296595
http://charlesmok.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31.html
作者：黄慕春 | 评论(5) | 标签:鲁迅, 朋友, 敌人, 陈西滢, 周作人, 徐志摩, 林语堂, 郁达夫, 民国知识分子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
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明天>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同上）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
“••••••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
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
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
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于是——
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
作者：孙骁骥 | 评论(6) | 标签:中国, 社会, 环境污染
(原刊 <周末画报>606期)
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在那一刻什么也不会发生。然而，当他们从空中落下的瞬间，悲剧就立刻发生了：“如果全部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并落地，这会将地球从中轴线震裂为两截，大家都会完蛋。”《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一书以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答作为开始。
这是本书的作者乔纳森•沃茨（Jonathan Watts）第一次向人询问关于中国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大约七八岁。我问别人：中国有多少人？”然后，沃茨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了这个答案，一个足以让小男孩既感到好奇、兴奋，同时也让他有些惧怕的答案。睡觉前，他甚至向上帝祷告：请您不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同时跳起来。
从孩童时代起，中国对于沃茨来说就始终纠结着这两种感情：一方面是具有吸引力的神秘古国，另一方面，他也感到现代的中国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
但是，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来到中国，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7年。
在中国的日子里，他的身份是英国《卫报》的驻华记者，专门负责报道环境新闻。沃茨几乎跑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追踪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山西的非法煤矿，到白鱀豚、藏羚羊的消亡，再到广东省的垃圾处理厂，沃茨的足迹不可谓不广。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经历，最后凝结成了《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这本书的点点滴滴。
这本书是以旅行记录（travelogue）的形式写就的。沃茨以云南香格里拉为起点，先后游历西藏、四川、湖北、广东等地，又经上海、山东到达中国的北方，完成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见证之旅。“几乎中国的所有地方我都去过”，他几近“自大”地说。
但“旅行”只是这本书的一个外壳，《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的真正内涵在于，它通过生动的一系列新闻故事和旅行见闻提醒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环境污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伤害。书里记载，当沃茨在一座垃圾回收厂采访时，发现了大量从国外“进口”的垃圾和塑料废品：“这里有法国的乐高玩具、英国特易购的牛奶盒、马克斯思班塞的橘子汁瓶，俨然就是一个世界的大工厂”——抑或是垃圾场？这些塑料垃圾被回收、研磨、再加工之后，成为了人们使用的储物箱或包装纸，而生产它们的代价是环境的污染以及当地儿童的血铅含量高于美国标准的50%……
这些旅程让沃茨进一步确认了自己早年的担忧：随着中国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成为了中国崛起的最大“副作用”。“我来的第一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第二年超过了英国。”但沃茨的幸福感并没有和GDP呈现正比关系，相反，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和两个女儿的身体健康：“这里空气最糟糕的时候，学校在课间都不敢放她们出去。而我则在北京第一次患上哮喘。”
沃茨以亲身的经历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愈加密切以及自身的崛起，想要在国际舞台独善其身已经不可能，即使只是在环境领域，世界的其他部分受到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日本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中国淡水污染对临近海洋的污染。“在中国你可以目睹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这里瞬间完成，但马上你意识到，中国也在世界环境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跳起来’的那一天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沃茨这样问。而答案，就在这本书里。
[对话 Jonathan Watts]
Q:我很好奇你在中国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还是有同事的协助？
A:实际上我在中国有同事。《卫报》对中国的话题很感兴趣，因此这些年增加了在中国的记者数量。在环境新闻这一块，2008年我们扩充了一倍的记者数量，当然，我说的一倍仅仅是指从一个变成两个（笑）。我们两个都有来自中国的助手，这帮了我们不少忙。至少我可以更专注于我自己的报道领域了。
正如大多数新闻记者一样，我们每天要阅读中国的报纸，与这里的记者、NGO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和信息渠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得确定自己能到现场去，你不能老呆在北京。
Q:在中国的采访困难吗？环境问题在这里似乎日益变得“敏感”。
A:这还真不一定。在7年前，如果青岛爆发绿藻之类的灾害，政府肯定不会准许你去报到这事，那对他们来说太难堪了。不过现在，他们会热情的对你说：来吧来吧，然后把你请到船上，看着他们清理水里的绿藻，他们很愿意展示自己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但真正改变较大的是，外国记者在中国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了。在2007年之前，我如果要去北京之外的地方都需要经过“外办”的准许，这真的很麻烦。我曾经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自己去了别的地方，结果有3次被当地公安请去喝茶。虽然我并不想喝他们的那杯茶，但我没有选择余地。
Q:你在中国去过的这么多地方当中，哪里遭受的环境污染最严重？
A:很难一句话说清，各个地方遭受的困难都不一样。在河南，你会感觉到这里的空气受到了过度污染，人口也过多。在山东，农业对水的污染所造成的绿藻泛滥的情况也很惊人。在黑龙江，那里的问题是人们伐木过多，森林覆盖率下降成了一个问题。而当你到了广东，你会发现人们过于关注金钱，不惜进口外国的垃圾来加工。因此，你很难一时说清哪里情况最严重。但如果单就污染造成的损失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上海。
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消费过多。本来消费一类的问题属于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所有，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把污染型工业（dirty industry）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看上去就会显得更“绿色”一些，但是它的代价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转嫁的地方。现在上海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纽约的两倍，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
Q:问题是，西方经历工业化的时候，尚不需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当中国现在经历类似的进程时，却不得不考虑环境的成本，你认为这公平吗？
A:当然不公平，这甚至可以说非常不幸。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发展所谓的污染型工业的时期，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高速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灾难。但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到达某个峰值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他们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会放缓步伐，关注到环境问题上来。但通常这些国家有两种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加大对环境的治理，发展回收制造业。这是个聪明的办法，但会花很多钱。
还有另一个很多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把污染型工业丢给另一些国家，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比如英国当初把污染型工业转给了欧洲，欧洲又转给了美国，美国最后又把污染转移给了澳大利亚、俄国、日本这些国家。现在，它到了中国的手里。但是，中国又能把污染型工业转给谁呢？于是，向国外转移变成了向国内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就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向甘肃、宁夏这些内陆城市。这公平吗？当然不公平。
Q:中国如何解决污染的问题，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A:众所周知，使用核能存在很大的风险；太阳能技术，尤其是光电版的制造会带来新的污染；风能发电的利用率又很低；而清洁燃料的技术又非常昂贵，并且还潜藏着碳排放过多的可能性。可以说，每种能源的替代方法都各有利弊，但并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法。
关键是，环境问题需要你在有时间并且有钱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解决。我想和5年前比起来，北京的环境已经是有不少改善了。作为一名记者，我能看到中国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在推广清洁能源，利用新的环保技术方面，政府现在可以说做的非常好，但在另一方面，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怎样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消费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并不需要变得更像西方，反倒是西方更应该像中国。但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现在所有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家都希望中国消费更多，这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When a Billion Chinese Jump: How China Will Save Mankind – Or Destroy It，Jonathan Watts, Faber and Faber, July 2010
发帖时间: 2010-07-31 10:21
最后回复人: yoyo
进了洞房，惊发现英俊年轻人不见了，一老头正抱着自己，原来是老头骗婚。王采玉大怒，把老头打个半死，然后生下一个儿子，这孩子，就是蒋介石。
卢作孚，力倡实业救国，白手创业，终成一代船王。建国后，诸船于香港悄然启行，回到大陆。此后生意寥落，遂申请1000万贷款，遭拒。于是员工掀起轰轰烈烈批斗运动，要求卢作孚将船卖掉发工资，卢作孚自幼养大的义子出面揭发，说卢曾搬了船上的两只沙发回家，是为贪污，卢作孚心灰意懒，服毒自尽。
严复，晚清留洋学生，据他自述，与日本的伊藤博文是同学，学习成绩在伊藤博文之上。不久学成归国，清国有一小吏迎接严复，安置在福州船政学堂作教习。而伊藤回国，则是天皇亲到码头迎接，请入皇宫，询其强国之计，不久用做首相，学习清国的洋务运动，强大海军，将清国水师尽歼于黄海，由是崛起。
1948年，孙科率广东代表团参选，湖南记者龚德柏讨厌孙科，遂伪造读者来信，诬孙科玩女人，还被父亲孙中山打脑壳。军方张发奎及薛岳怒极，率众冲入报社，乱摔乱砸，报社不甘示弱，操棍子反击，龚德柏当场掏出两支手枪，惊得张发奎及薛岳掉头就走，报社起诉，孙科赔钱了事。
批判，是中国人琢磨出来的浪费自己和别人生命的最好办法。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就有人趁此机会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如果相对论所说时间的同时性是相对的话，那就不能客观判断中苏边境冲突谁开了第一枪——据此而断，谁再支持相对论，谁就是汉奸。从此爱因斯坦被打倒，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
末代皇帝傅仪，出版《我的前半生》后，收到以前紫禁城一个奴才的来信。信中勒令傅仪低头认罪，并将稿费退还。否则，他就要号招全国人民批斗傅仪。傅仪见信，吓得住进了医院——举凡奴才，莫不是有着强烈的斗争情结，人格的独立的人，是不需要斗争的。只有奴才才会瞪大眼睛，替他的主子寻找敌人。
抗战时香港沦陷，传说赴香港抢救学者的飞机，被孔二小姐抱着洋狗占领，大公报暗示了这一消息。由是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实际上，孔二小姐是接机人员，不是离港人员，洋狗是美国技师的，对此，蒋介石悲愤的说：“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
黄汲清，1924年考入北大地质系，大三写出震动业界的论文，首创大地构造理论，让中国人找到了玉门油矿。大庆油矿。文@@革中，他先被关入地下室180 天，后流放五七干校。回来时惊发现自己的成果竟被冠于李四光名下，于是写信要求正名——为那些曾经的付出而正名，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理性和良知。
清朝时，除非公主宣召，否则驸马不得入内。而公主宣召驸马，必须通过保姆，保姆则趁机勒索敲诈，许多公主钱财耗尽，却一辈子也见不到丈夫的面。只有道光皇帝的大公主符珍，她回宫询问道光自己的丈夫是谁，这才获得道光的允许，赶走保姆，此后她和丈夫生了八个孩子……这世上最可怕的是，奴才掌握权力
季羡林，国学大师。弟子钱文忠问他：高考时数学考了多少分？季羡林含糊回答：很低的……再不多说了。钱文忠就去查档案，一查吓了一跳。原来季羡林当年的数学试卷，百分制只考了4分。此犹罢了，最要命的是季羡林报考的居然是数学系……那这事就奇怪了，季羡林当年是怎么考上的呢？
抗战时，记者陆铿发表文章，揭露宋子文的公司弄到了贷款3亿。当时国家外汇总共5个亿，宋家居然敢扛走这么多，顿时民情激愤。宋家人急忙查帐，查来查去，查到孔宋两家的钱总计300万——这个数目也不小，可跟3亿不在一个数量级。没奈何，就去问陆铿怎么算出来的。陆铿回答说：他把小数点点错了……
画家吴冠中说，如果再活一次，他要搞政治……政治是那么好搞的吗？早年有个柏拉图，哲学家，想搞政治，先搞过两次，都不成，第三次他找到国王，国王送他上了一条船——贩奴船！他被卖为奴隶。幸亏他的朋友拼命追上，将他买回……原生态的政治，不是正经人搞的啊，所以柏拉图最终只能搞他的哲学。
清末举人任毓麟，追随张作霖多年。1924年张作霖入京，决定内阁人选，人们都认为任毓麟必然会晋升，不料张作霖却没这样做。有人问原因，张作霖回答说：任毓麟是个好人，他跟我天天见面，却没有抬过一次杠，难道我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吗？——知道自己有错，是聪明，不因为别人指出而羞恼，是智慧。
申贞娥，35岁，韩国美术馆馆长，东国大学教授，最年轻的导演，美术馆学艺室室长，日报评论员。正当事业风生水起之时，不幸被人揭出假文凭底细。与此同时，她在韩国一官员家拍的多张裸照也被人发现。令人悲愤的是，韩国没有人力挺她，申贞娥只好逃往美国，不久被忽悠回国，旋即逮捕.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宋母说：可以，但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基督徒。蒋回答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即使信奉基督，也必须经过自己的研究，请允许我仔细研读《圣经》后，再做决定。宋母认为这男生要得，不欺人，不自欺，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婚后蒋介石搞了本《圣经》，看了八遍，于是宣布皈依基督。
老头费舍尔，家住新西兰最大的机场附近，他有棵树，树枝伸入机场跑道中，机场要求剪掉，老头断然拒绝。说：不能为了人，而伤害树。机场愤而起诉，打了9年官司，法院判决：树木是费舍尔的私产，他有权力不剪。市长也表态支持费舍尔。可机场怎么办呢？怎么办都行，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力和私产！
青年胡适，海外归来，母亲安排他迎娶乡女江冬秀。伴娘叫曹诚英，胡适仔细一瞧美丽的伴娘，哇，就陷入了情网。6年后胡母去世，胡适对江冬秀说：离婚吧，因为我们没有感情。江冬秀拿来菜刀，说：要离婚，先宰了我替你生的两个儿子。没感情你还敢生俩儿子？胡适傻眼，最终也没离成婚.
冯玉祥曾禁止公教人员坐黄包车。不久他微服私访，问黄包车夫：冯督军这人如何啊。车夫：呸，他最不是东西。冯玉祥大诧：他怎么了？车夫回答：他不允许别人坐黄包车，这不是存心砸我的饭碗吗？他只顾自己的好名声，我家人怎么吃饭？冯玉祥回来就废除了禁令.
1874年，英籍犹太人哈同，从印度来到中国的上海打工，最初是在一家洋行里看门，捎带脚倒卖各种紧俏商品。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地价大跌，哈同却逆势而为，把赚到的所有钱，买下了南京路西段。10年之间，这块地皮的价格上涨了2万倍，于是哈同出租地皮赚钱，完成了由打工仔向远东第一富豪的转变。
曾有一个少年仔，跟着爹地去北京学练琴，夜晚来了警察：暂住证有哦？没有暂住证跟我们走……父亲大急：我没有暂住证，但我儿子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不信看看报纸上有关我儿子的报道……苦苦恳求，侥幸过关——有关这孩子的最新消息，他刚给自己的手指买了三千万美金的保险，年赚亿元，名叫朗朗。
上个时代最优雅的女性，海外读书，爱上了美国军火商的儿子，未果，再爱上中国留学生杨，未果。回国途中，爱上一荷兰建筑师，未果，再爱上一个中国医师，仍未果。最后她又在香港爱上了一美国摄影师，结局仍是劳燕分飞。五次情变让她心力交瘁，于是答应了年轻军人蒋介石的求婚——第一夫人宋美龄。
发帖时间: 2010-07-31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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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影后惠英红从小在码头向美国大兵兜售口香糖，“有个混血水兵，漂亮极了，才十八九岁，天天买我的口香糖。去越南打仗的前一晚，他问我I LOVE YOU中文怎么讲，我教他，他就对我说，我、爱、你。”
惠英红第一部戏是《射雕英雄传》，扮演穆念慈。圈里传她和刘家良有一腿，她不承认，说是惹不起刘的老婆。
老许家有四个儿子，许冠文、许冠武、许冠英、许冠杰。
许冠文和李小龙是同学。
许冠文上大学和同学拖拍，一次约会，他没钱还想吃大闸蟹，女友卖了手表买了六只大闸蟹和两瓶啤酒。之后很长时间里，许冠文每年都送女友一只手表，送着送着，就变老婆了。
洪金宝的祖父祖母都牛逼。祖父是牛逼的影剧艺术家，祖母是牛逼的影星。
洪金宝不满小兄弟滥赌，把小兄弟打得跪地痛哭，从此痛改前非。那个小兄弟是谁呢？成龙。成龙当时艺名元楼，洪金宝则叫元龙。
梁家辉崇拜李小龙。有次他爬墙头偷窥偶像，没想到被李小龙逮个正着，你丫干嘛？梁家辉懵了，李小龙嫣然一笑，达令，想跟我一起去跑步吗？
梁家辉小时的理想不是拍电影，是当画家。结果因为画裸体女人被学校记大过。
梁家辉和刘德华在《千王群英会》里给周润发当马仔，一出场就被打死，刘德华比梁家辉牛逼，他还有四个字的台词，老大，快走。梁家辉则一声不吭，倒地就死。
梁家辉因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得罪台湾当局，台湾要他写悔过书，梁大为惊讶，不肯。
当时台湾是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梁被台封杀，等于失业，没人敢找他拍了。梁只好去摆地摊。
梁家辉穷困潦倒中爱上了江嘉年，伪造结婚证书举办了婚礼。晕啊，为嘛要伪造？
梁婚后为赚钱，疯狂接戏，曾在一年里狂拍十三部，江湖人称梁十三。
斯琴高娃为拍《归心似箭》竟然把肚里的孩子引产了，手脚都长齐了。片里斯琴高娃是充满母性光辉的女猪脚。
不过斯琴高娃是有事业心，你说她狠也行。为拍虎妞醉诱祥子，连干八个，白的。结果呢，酒精中毒，戏没拍完，进医院了。真虎。
李修贤长得老成。张彻问亦舒、西西，你猜他几岁口，结果两女作家都说他20多了，其实他只有17岁。
大胖子郑则仕做过珠宝鉴定，也做过浪漫家。快40了认识了比他小14的林燕明。一次聚会，有人要郑则仕鉴定一枚戒指，他发了一通议论，然后给林戴上，问，
喜不喜欢。林说当然喜欢。郑则仕当即大喊，喜欢就一直戴着它，永远不要摘下来。至今林还是没搞明白，“也不知道是不是串通一气。”
1990年，才女张艾嘉未婚生子，取名“奥斯卡”。
周润发和吴孟达、林岭东是无线第三期艺训班同学。
周润发最有个性的龙套是在《民间传奇》中扮演一个衙役，抱着棍子站公堂，不言不动。此时响起了画外音，“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英雄本色》拍摄时，吴宇森是入行多年，多年不得志的导演。发哥成名已久，但票房成绩始终不好，被导演界美誉为“毒药发”。
发哥热衷给人脚底按摩，曾把杜琪峰按到痛哭流涕，以后见到发哥就跑。
吴县甪直有个旅游景点“萧宅”，是一千多平的清代民宅，那是萧芳芳的爷爷家。
萧芳芳是半拉聋子，右耳自幼失聪。《女人，四十》时她几乎双耳失聪，获奖时要靠邻座的提醒才能上台领奖。
郑裕玲一年九部戏同时开工，人称“郑九组”，直追梁十三。
张国荣的爹是香港“洋服大王”，但哥哥不肯用家里的钱，曾卖鞋卖牛仔裤谋生。大陆的富二代真比不了。
曾志伟和谭咏麟的爹都是足球球员。在香港贺岁球赛上，把他两都带上了。曾志伟的爹给了谭咏麟100块钱的见面礼。曾爹官至香港军装署署长，敛财千万。100元，洒洒水啦。
曾志伟玩心极重，新婚之夜不入洞房跟一班好友混在一起。婚姻能维持三年，不错啦。
本来踢球好好的，在球赛休闲期，闲得蛋疼的曾志伟对刘家良说，能不能带我拍拍电影玩？
曾志伟口无遮拦，常因为嘴上没把门的惹祸打架。也曾被人打得下跪求饶。
有一年港姐选举，袁咏仪的同事要她参加，她不理，把参赛表扔了。那位同事居然从垃圾桶里找出，代她填上寄去，结果袁成了那届港姐冠军。
袁咏仪少女时代因过于激动，在张国荣演唱会上晕倒送往医院。事隔多年，在《金枝玉叶》中，袁与张唱对手戏。所以嘛，粉丝会晕还不够，还得会演戏。
黄秋生有无数头衔，有的还很奇怪：导演、演员、歌手、诗人、大圣劈挂门掌门大弟子、佛教徒……
黄秋生得了影帝反而没戏拍，气得他把影帝奖杯扔进了垃圾桶。
1982年那届无线艺训班招生，报名者达数千之多。初试时很多人耐不住性子走掉了。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因舍不得10块钱报名费，硬着头皮坚持，他叫梁朝伟。
吴君如也是无线艺训班出身，和刘嘉玲、曾华倩、蓝洁瑛同学。吴以《洪兴十三妹》获影后，颁奖台上发出金像奖史上最牛逼的获奖感言，“啊！啊！想死啊！！！”
刘福荣嫌名字太俗，改叫刘德华。嗯，也挺俗的。
刘德华也是无线艺训班训出来的，同学有梁家辉、黄耀明。刘德华上期班里有黄日华、苗侨伟，下期班里有梁朝伟、周星驰。无线艺员训练班真牛逼啊，快赶上黄埔军校了。
发哥向许鞍华推荐刘德华，本来这部《投奔怒海》是发哥的，因担心在大陆拍摄影响在台湾的票房而作罢。刘德华向发哥表示他也担心台湾市场，发哥说，“你个小逼崽子，你丫哪来的台湾市场？”
周星驰因《大话西游》而登上北大讲堂，但他很老实，承认对“后现代解构主义”一知半解。
发小梁朝伟开始慢慢出名的时候，周星驰还是《射雕》里的宋兵乙或甲，“导演，我伸手挡一下再死吧。”回答是，“滚犊子！”
《喜剧之王》开拍时，有个风尘女的角色，周星驰对试镜的小女孩说，表演吸烟，你拿支笔做样子好啦。小女孩要了真烟就吸，“为嘛做样子？我15就吸烟了！”这小女孩就是张柏芝。
以上八卦源自《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著者：的灰
发帖时间: 2010-07-31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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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国有企业星火制药厂2009年被大同市政府强令破产，该厂土地被政府卖给开发商，全厂职工3500多人被以每人1.5万元强行买断工龄。从2009年以来该厂职工多次上访均遭到相关部门拒绝，从今年3 月份该厂职工多次向市政府递交抗议书，也遭到大同市政府退回，5月18日至5月20日，该厂工会职工高某某、郝某某、尹某某三名老职工组织全厂职工以及职工家属供给1万多人开始堵塞大同市市政府所在地的迎宾路至新建南路昼夜长达三天，造成大同市交通大规模瘫痪，至20日大同市政府没有派1个人劝阻工人，20日下午3点，大同市政府出动警察、武警、消防，城管将堵路工人强行驱散，警方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有30多人被打伤，警察也有10多人被打伤，高、郝、尹三名带头等人被公安打伤后强行带走。
5月22日《大同日报》登载出消息：高某某、郝某某、尹某某被以“连续三天组织、煽动职工非法阻断城市道路交通，严重影响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依法治安“的罪名拘留10日，并每人处以罚款1.2万元。
笔者从抗议的星火制药厂下岗工人出了解到，被拒捕的三名工人都是在药厂干了20多年的老工人，都没到退休年龄，家庭负担都很重，根本拿不出1.2万元罚金，抗议工人集体已经凑够3.6万元钱准备将其赎出。
作者：王馨语 | 评论(0) | 标签:经济智能, 商业智能, 竞争情报, 信息, 企业, 战略
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Pretoria)的一份由Nisha Sewdass于2009年4月完成的论文中有很多关于经济智能(竞争情报＋商业智能＋竞争智能)的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章，作者提到了实施经济智能行为的好处：
－采用经济智能的机构或组织会比较少被外部的突发事件搞的手足无措
－采用经济智能的机构或组织有能力预见竞争对手的行为，并有效快速地做出应对反应
－经济智能可以帮助机构或组织迅速发现新的竞争对手
－采用经济智能的机构或组织可以学习竞争对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以次节省大量资金)
－等
论文中引用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了实施经济智能项目计划的机构或组织获得了以下主要利益：
－获得的信息质量更高
－决策过程更加迅速
－信息收集更加系统化
－效率提高
－意识能力提高(对于环境的，抽象意义的环境)
－更好的信息分享
－风险和机遇的辨别能力更强
－节省时间和成本
作者也提到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一点努力去做一些经济智能工作：
－紧急策略需要的时候：目的是向管理班子提供迅速的信息以便获得额外的收入
－循环策略需要的时候：目的是向组织或机构中的不同部门规律地提供有用信息
－紧急战略需要的时候：目的是为大胆的决策提供支持以发展业务
－循环战略需要的时候：目的是为不是那么紧急的战略决策提供支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下面连接获得该论文的第一，第二章：
http://upetd.up.ac.za/thesis/available/etd-09272009-154654/unrestricted/01chapters1-2.pdf
文：tsw
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最正典的解释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小说的世界往往要比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实世界更广阔一些，延伸了我们个人的触鬚，拓阔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因而文学总是有公共价值、公共面向。而小说能以文字引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和建立，比日常浪奔浪流的新闻和影像要有力和影响深远得多。
李维怡十多年来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近年尤其关注社区重建问题，製作了关於喜帖街的纪录片《黄幡翻飞处》。其实她在九十年代中期曾获得过台湾联合文学的小说新人奖，文字实力是公认的。但她一直低调，潜心於服务社会，去年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结集《行路难》。「行路难」是古乐府的旧题；而我们今日的社会什么都强调轻易、消费，连政改都用跳社交舞来比喻，还有什么称得上是「难」的？
平凡人的真实
前文所述较具公共价值的文学，除了需要广阔的心灵外，广阔的社会接触面也很重要。台湾小说家骆以军曾说，我们这一代都是经验匱乏者，唯有靠阅读来增加自己生命的接触面、开拓想像力。李维怡的小说文字並不艰涩，即使是重要场面，她也是以简洁清晰的文字来处理，也不花很多笔墨描写环境、人物。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普罗社会中平凡人与理想者挣扎的过程。这些人性格与背景不同，有大学生、捡破烂的阿婆、中港家庭、有逃学生、有一般想过平稳生活的女人、有供楼的中產…… 这些人的外型並不突出，性格也少有极端。李氏笔下触及许多歷史与社会大事，但她並不造英雄供人膜拜，笔触也不煽动。她常写人物的感觉与思想，这些普通人甚至不会用很精巧的语言去说出自己的感觉——但他们在社会中常常產生异样的感觉，无法言传，以至成为喉头噎住的鱼骨。这种留白的態度並非精英主义文学的取態；这种状態很接近日常，但又超越麻木。这是李维怡异於一般文学作者的独特態度，虽然笔者个人认为，在关键场口不必低调太过。
李维怡用极高的耐性，將各种不相干的人物从各处慢慢组织起来，互相发生关係，共同分享某些歷史时刻。人物在其中成长、前进或后退，相聚又分散。近年很少青年作者具有这样的整体组织力。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能够体现歷史的动力与发展。而歷史中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衝突会集中到某些「典型人物」身上，呈现最大的碰击。李氏的作品主角往往不是英雄人物，而是一些旁观者；比如〈笑丧〉中的敘事者林曦，是个文艺青年，与朋友出版独立杂誌，后来还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化评论人」。他一方面有著知识份子的良心和敏感，能够体察时世，在八九、居港权、廿三条时都会与社会紧密连繫，但同时又选择过平凡人的生活；林曦与另一立场更为基进、道德原则更高的角色林采希长时间並肩作战、有一种超越爱情的「同志之爱」，却经常感到她和自己距离很远。在关键时刻，林采希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他眼前消失掉。另一方面，为林曦起名的三叔公，则是曾参与三十年代內地工运、坐过牢的知识份子，临死还叫人做「同志」，並要求在自己的灵堂上播国际歌——在林曦眼中，这是一些他不了解，但又与他无法割断的歷史，始终朦朧如血液在身体里流动。
以小说见歷史
林曦出於良知而参与歷史时刻，也许他心底更大程度上是希望帮助林采希。比如八九年，当时是中学生的林曦，觉得老师对国家的真情流露令师生距离拉近，整个城巿都对陌生人很友善，友善到他觉得陌生。在游行里人人脸上掛著笑容，「因为一些遥远的牺牲，各人同时將心里某一块碎片放了出来，而只要你自己放了出来，你便会认得出周围那些拥有碎片的人。忽然，不因为名字，不因为身份，不因为职业，不因为言语，大家有了共同的名字，而忽然获得了陌生人的友善和信任。」只有这时，林曦才明白了三叔公口中的「同志」大概是什么意思。李维怡透过林曦半投入半抽离的参与，侧笔写出大型的群眾运动，其真实感与复杂程度，绝非只看电视剧、新闻或流行小说的人所能企及。
香港作家一般喜欢写小歷史、个人经歷的现实。不是没人写过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但李氏小说是中比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尝试。她的小说里往往有许多不同立场互相碰撞，但不同声音的碰撞不等於很多爭吵，也不一定就像政府諮询里官员那顺滑的「我听到你的意见」，而往往是一种艰难状態：將不同的想法合理化之后，由一个主体去消化，花尽心力的思考与行动。
做一个有尊严有理想而理解他人的人，又同时改变社会。一条简单的道路，多么易走，多么难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