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 评论(0) | 标签:自由主义, 中国, 困境, 符号学

如果在中国被问到，你有什么倾向，我毫无疑问地愿意被归纳到那个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无形的价值观同盟。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差异，尽管他们在中国因为对政府的独立批评立场，所以被贴上“右派”标签，但如果放在西方的知识分子光谱中，他们又很大的差异，有的可以被归为左派，有些是右派，但他们都有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底线，并且我完全清楚和认同，从胡适，殷海光到今天的贺卫方，秦晖这些有“自由主义者”头衔的同道所代表的信念和追求是什么？并且希望我或者我的孩子，能生活在那个愿景被实现的社会中。曾有一次一个“中国新左派”说我是“死硬的自由主义者”，我为此深感荣幸。

不过荣耀总是伴随着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经常应付一些很难解释清楚的纠缠。在经常性的辩论中，我渐渐感到在中文的语境中“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与民主”这样的提法，蕴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很容易被社会所误解，甚至误导阻碍我们迈向那个真正追求的境界。如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我看来，在中国使用“自由”，这个词是含有陷阱的，尤其在传播和需要像其他人解释的时候总有一种别扭,很难清晰标志我们所指向的那个存在。

Freedom不等于“自由”， liberalism不等于“自由主义”

如果你查中英文字典，当然它会告诉你，freedom就是自由的意思， liberalism就是自由主义的意思，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其实你并不理解。

一种事物被介绍到另一种文化中,必须经过翻译的中介，一个词汇被安排了在另一个文化中与它对应的词汇来表达。但这种对称是人为安排的，而因为在异质文化中不同的语境，两个词语虽然被字典规定为同义，但在实际各自文化中被理解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比如香港有一条街Queen’s road ，其实是女王大道，但中国文化中就没有女王，又觉得被一个女的王统治很不爽，欺负英国佬不懂，于是就叫成“皇后大道”;更赤裸裸的时候，把人家优秀的文化，通过扭曲的翻译，降低为让中国的老百姓以为很不怎么样的东西；古希腊古罗马的Senatus明明是议院，我们非要把它翻译成“元老院”，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一群不死不活的老干部；美国其实是公义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我们翻译成司法部，听上去跟给皇帝做爪牙的没什么区别。

一个词语的含义，是由它在一个话语场中如何被使用而决定的，一个词语被使用的一个语汇群，构成了人们对他的理解。Free与其名词形式freedom在英文中的一些用法，在中文中是自由所没有的。

1. Free在英文中有“免于…，不受…”的含义，这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对某种权利的承诺和保障。而中国中的“自由”不具有这样的含义。比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其实是四大免于或者说四大保障，强调的人所具有的不能剥夺的四种最基本权利。要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就非常困难，只能说是“免于…的自由”，这在中文中是一种很别扭的用法。

因此英文中的freedom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具有复数含义的，是需要而且可以一项一项争取，而free也是一个可以一项项界定的相对状态。

而中文中的自由是没有和一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复数含义，只有两种状态，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

2. Free在英文中有动词用法，“free sb… from sth.”可以理解为，解除某人（包括自己）受到的某方面的外部压迫。

因此英文中的Free是和行动和主动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引申，free是和个人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最经典的用法，美国韩战纪念碑上的格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

而中文中的自由，没有动词的用法和争取这一层含义。因此中文中较常用“给…自由”（有一个声音在高喊，出来吧，给你自由），英文中很少会说这样表达give sb. freedom，而中文的自由带有权势者的恩赐的含义。

3. 因为英文中Free有动词用法，它使人想到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你要促进别人的freedom而不是妨害别人的freedom。因为英文中的Free强调权利的含义，它是有普遍性的，一些基本权利，是所有人类都有权享有，理应争取，而不能被当作恩赐。

而中文之中的自由，最典型的用法是“自由自在”，首先，显得它和别人没有关系，是自在的；进一步说，它让人理解中文中的自由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指一个按自己意愿和他人不发生关系的状态，或者说含有只顾自己的意思。

中文中讲自由，常常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普通人的普遍权利，而是被理解为，一种占据高位者的特权，自由是形容神仙的状态的，和逍遥联系在一起。

同样liberalism和中文中的自由主义也有意义的错位。

1. liberal在英文中在形容人的思想倾向时的含义与其说是自由，不说是类似于中文中说一个人比较开明或者思想解放。比如说一个人对同性恋或者堕胎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会被当作liberal，相当于中国人说一个人“观念比较开放”；一个人比较关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也会被当作liberal。它可以被引申的含义是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权利。这是中文的自由所没有的含义。

2. 这个词根同样有动词用法liberate，意义是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选择和权利，我们叫做解放。比如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PLA，我们不会把它翻译成，人民自由军。因为中文的自由，没有帮助他人实现权利的含义。

把这些合在一起，自由主义自然也无法准确的传达liberalism所具有的内涵，把它称作“解放主义”反倒离原意更贴切，但遗憾的是49年以后解放这个词语已经被中共的意识形态所垄断，成为它的专有词汇，只有共产党才有权力称自己“解放了人民”。

Free，freedom，liberal，liberate,这样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语汇群，在中文中统统由一个词语自由来对应，自然信息的传达有很多的过滤和衰减。

这就好像在蒙古族这样的游牧民族中，有很多词语用来描述不同的马，不同毛色用途年龄的马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而要介绍给农耕民族的时候，马就是马，只能用一个词语来表达，所有信息都被简化了，因为说得再复杂，他们也会因为缺少日常经验而难于理解。

毛泽东的“稻草人战术”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被污名化

另一方面由于中文中的自由周围，没有形成足有支撑liberalism的含义和理念的语汇群。所以自由主义非常容易被污名化，当有人告诉中国人民：自由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他们很容易相信，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比较难理解freedom和了liberalism是什么，所以别人告诉他是什么，他们就相信是什么。

最典型的是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我们小学时候都要背的《反对自由主义》：

为了打倒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归纳了所谓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

1.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2.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3.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4.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5.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6.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7.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8.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9.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10.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11.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这十一条中只有两条和liberalism有一定关联。第四条有关系是因为liberalism强调尊重个人的选择，不提倡对于权力无条件的服从；第六条也有关系是因为，liberalism尊重言论和观念的自由，更不会鼓励出卖亲友向组织告密的行为，作思想警察，而这在毛泽东的组织理念中告密是被鼓励的。其它9条和liberalism都几乎没有关系，它们可以说是自私的行为，犬儒的行为，乡愿的行为，懒惰的行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导师，不是在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介绍给人民，而是把建立极权主义组织的目标过程中，所有不适应的行为贴上一个总的标签——自由主义，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他扎出来的稻草人，是个坏东西。这可以算是毛泽东创造的山寨版自由主义定义。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跳出来反驳他：嘿，毛泽东先生，你说的这些现象和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于是这个自由主义定义就被很多中国人通过背诵接受了下来。这样在中文中的自由主义非但没有传达liberalism原有的含义，反而和一个负面的语汇群捆绑在了一起。

同时毛泽东对自由也作了符合中国文化的定义，比如在批判胡风时，他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结合毛泽东具有把谁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于是完整的逻辑是，毛泽东给谁言论自由，谁就有言论自由，毛泽东剥夺谁的言论自由，谁就没有言论自由。在这个定义下，言论自由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公民权利，而是毛泽东可以恩赐也可以剥夺的一种特权。

同样这种自由的定义一直到80年代一直被官方强化其特权含义，比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是这样，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天赋人权的概念，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出，则把自由的语义扭曲成一个资产阶级特权。

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目地都在于在民众心目中，让自由和自由主义都带有负面的情感反应。

结论

结论一、在中文的话语中，我们的传统经验和词语用法，使中文中作为符号的自由和自由主义，无法传达西方世界“free/freedom/liberal/liberate/liberalism”这样一个语汇群所代表的理念和经验。

结论二、因为中文中围绕“自由”，缺乏一个语汇群的支撑，所以淡薄而脆弱，很容易的被一些人有意识地抹黑，把一些不属于liberalism的东西，强加进自由主义，把它污名化，以此塑造国民的观念。因为大多数国人不能阅读英文，能阅读英文的人也较少能以玄奘取经的态度，求取正典，核求真义。这样结果是使大多数中国国民不能区分西方文化体系中的liberalism和毛泽东的山寨版自由主义的区别，并因此产生对于毛泽东的自由主义和liberalism混在一起的不加区分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结论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把liberalism引入中国文化的时候，最难突破的其实是一种语言障，当你用英文解释freedom的重要时，很容易让人理解，用中文告诉大家自由重要时，会遇到很多反对甚至胡搅蛮缠的反驳，比如稍微提一下，言论自由，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解释我们从来没有说要什么“绝对的自由”，但很多中国人还是摇头。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就和西方人在心智上完全不一样到，以至于中国人不懂的欣赏freedom, 而是因为当一个中国人说到自由这个词时，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和西方人谈到时freedom不一样的指向。

这种状况就相当于,有一种国外很好的品牌产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害怕这种产品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于是在国内抢先注册了一个近似的对应品牌,并且用质量低劣的货色,使公众对这个品牌产生很不好的印象。于是当后来这个国外正牌开始要进入中国的时候，市场已经被占领了，而且正牌常常被与那个质劣价低的山寨产品分不清楚。

结论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的同仁真的要把liberalism的精髓引入中国，就不能光告诉同胞，自由主义是个好东西，怪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爱自由”，而要创立一套适合中国语言环境，容易被中

国民众正确理解的liberalism的语汇群。

比如“人权”，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自由概念的词语，自由很容易在中国被歪曲为一种资产阶级特权，而在中文中，人权比较不容易被歪曲为资产阶级特权，一个被强制征地的农民，一个被强制拆迁的市民，一个在血汗工厂中的打工仔，都需要作为人最普遍应该被尊重的权利。比如当我们常常说要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候，结合前面对汉语中自由的语义，很容易被理解为多数人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很容易沦为一种暴民政治，所以不少人在中国会以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最好的民主，甚至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只要伟大领袖划定一个统一战线，这个占多数的人民群体，就可以在野心家的操纵下，随心所欲地镇压少数派。而当我们说要追求“民主与人权”时，可以被理解为，既要使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得到伸张，同时又要保障哪怕是少数派作为一个人或者公民就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相较而言更加符合民主制度完整的逻辑。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在中文中，建立一个符合中国人传统语言和认知习惯，又能准确传达liberalism精髓的符号系统，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很多知识分子的耐心和坚持的系统工程。

作者：魏英杰 | 评论(4) | 标签:时事观点

关注过“法官上访事件”，所以闻悉当事人冯缤被孝感市中院免除职务，内心顿感无限凄凉。一个法官不能依靠法律为自己讨说法也就罢了，到头来却还因此丢了饭碗，这究竟是属于何人的悲哀？

但这个结果，其实许多人都能预想到，并不值得意外。冯缤近乎偏执的坚持，让人敬佩；可也就是这种执拗性格，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兀，迟早会给他带来祸害。无形中，冯缤走进了一条违背中国式办事规则的死胡同，这正是他遭受今日命运的根本原因。

冯缤和妻子都在法院里工作，妻子是单位的清洁工。身为助理审判员，老婆却被单位清退，这只能说明他平时和领导关系不算好，否则就算不能为妻子谋得更好职位，也不至于落得这样的下场。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人际规则——无论你业务再厉害，也得和领导搞好关系，不然的话，你在领导眼里可能是个人才，但也可能屁也不是。在这一点上，冯缤夫妻在单位的处境，已经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当妻子被清退，同样按照传统人际规则，这时候冯缤根本不该走正常程序，比如公开找领导理论，或者找劳动仲裁部门解决纠纷，更不要说，他还把自己的单位告上了法庭。他要做的，也是大多数人会做的是，提着礼品、揣着红包去拜访领导。在中国，你不能不承认，“公事私办”有时候就是要比公事公办来得更有效率。有些问题按照办事流程原本就能够解决，人们也会想法设法，绕个九九十八弯，托人找关系。这种潜规则由来已久，绵延数千年，业已形成一套完备的办事流程。

这样做当然很丑陋，但往往由不得你不做。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再三权衡，人们也只有去适应这一套“不言自明”的办事规则。可是，冯缤非但不去理会潜规则，甚至把自己单位告上法庭，这在某些人看来不仅是不识大体，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更何况，他还身穿法官制服（不是法袍）、胸佩国徽，手举一个大大的“冤”字牌到省高院上访。这种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做法，显然只会让事态陷入不可挽回的死局。试想，眼下哪一家法院，哪一个法院领导能够容忍如此“丢人现眼”的事情？所以，冯缤站到法院大门口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今天的命运，差别只在于时间，或者一个说法而已。

据悉，免除冯缤职务是“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规定”，由孝感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并正式发文所作出的决定。我没有看到具体内容，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有时候，理由并不重要，关键就在于结果。就算相关部门不是以直接理由，而是以其他说法免除冯缤职务，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这也属于中国式办事规则的一种逻辑。只不过，这样一来越发让人觉得悲哀，由此更感法治之不易。

冯缤看似离经叛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却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打破传统人际关系的枷锁，一脚跨过中国式办事规则的藩篱，走上了一条依法维权的“羊肠小道”。虽然遭到了不公对待，但他这种“不走寻常路”的精神却值得敬佩，也让我等感到羞愧。这是许多人不敢想，也不敢走的道路。此时，我不由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这一条法治的路，只要走的人多了，一定能够使天堑变坦途，最终成为阳光大道。

2010年7月27日

作者：纪硕鸣 | 评论(11) | 标签:时事观点

　签署ECFA以后，两岸走向经济共荣和谐变得更为现实，两岸会在经济议题下有更多的交流交往，由此而形成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和平之旅时所称，两岸携手共同去赚外国人的钱既能梦想成真，机遇也会越来越多。遗憾的是，后ECFA时代有利两岸民众的未来，台湾有些人看不见，或者视而不见，吵吵闹闹的把ECFA视为统一，把统一看作洪水猛兽。

　吕秀莲召开记者会，发表所谓的「ECFA时代的意义与新思维」。她称，签定ECFA让台湾经济与金融迈向「一中市场」架构，台湾社会也由「反共仇中」转向「亲中媚共」。还称，ECFA绝对不是像国民党所说的台湾获利良多，台湾民众、工商企业界要看清楚北京对台图谋，如果不觉醒，台湾可能迈向被中国柔性统一的命运。

绿营对台湾边缘化孰视无睹

　吕秀莲所谓的新思维一点没有新意，只不过是在玩弄唬人的概念。台湾的绿营人士把ECFA看作是大陆要捆绑台湾的软性武器，这只能说是反对者的无知，或者根本就是对没有ECFA，台湾经济将边缘化的孰视无睹。经济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大陆与台湾两个经济体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的商贸壁垒都告打破，台湾更在一中市场上获利。

　台湾经济主管当局看好对大陆出口表现，今年随着景气复苏及两岸签署ECFA贸易效果渐渐浮现，上半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已达567.5亿美元，年增61.9%，预估今年可望突破1,100亿美元。而台湾金融业人士亦认为，台湾的银行这些年面临低利率的环境，在经营能力上和获利上显然都不如大陆的银行表现出色，大陆的市场对台湾银行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机会，也是一个突破困境的出口。而更多的台商早就迈向一中市场，不仅享受一中市场的红利，还共享两岸的生活质量。

　而吕秀莲所谓的台湾社会「反共仇中」和事实也有出入，台湾的反共调子早就变了。韩战后，台湾、菲律宾、韩国于1954年联合成立的「世界反共联盟」组织亦在柏林墙倒塌后，改名为「世界自由民主联盟」，台湾早就不反共了，而且随着连战率领国民党代表团破冰访问大陆，开启了国共合作的新一页。至于说台湾社会会转向「亲中媚共」，那是吕秀莲的自我矮化。ECFA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协议，是共享双赢的框架，未来执行过程也遵循对等原则，台湾完全不会丢失尊严。指责所谓的会「亲中媚共」，是自我贬低，自毁长城。

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命运

　ECFA第11条规定，双方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由双方指定代表组成。台湾智库举行「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文本大检验」座谈会，智库称，两岸委员会将造成「国共共管台湾」的事实。事实上，根据ECFA第5章第11条「机构安排」的规定，双方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双方指定的代表组成，负责处理与本协议相关的事宜。可见两岸成立委员会是落实ECFA执行的重要机构，而非什么共管机构。如果说「共管」，大陆方面也可以指是「共管大陆」，这完全是台湾某些人没有自信下自我矮化的胡言。

　其实，统一不是台湾被大陆统一，也不是大陆被台湾统一，而是两岸人民未来的共同命运，是需要两岸人民共同携手面对的现实。2008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钓鱼台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胡锦涛强调，对于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要双方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为重，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马英九最近又提出「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十六字。其实，两岸领导人都有意建立互信，互信是柔性的基础，求同存异是携手走向未来，共创双赢的基础。以柔性代替刚性，以统一取代分裂，这是两岸未来的终极目标，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命运。

作者：傅剑峰 | 评论(6) | 标签:时事观点

今天广州的保卫粤语运动，据说聚集了三千人左右。

尽管警察来得很多，但双方并未发生冲突。尤其是参与运动的这些广州本地年轻人，他们理性的、持续的、勇敢的表达，是令人尊敬的。

因为亚运将至，广州当局当然会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但庆幸的，警察亦并未有太多的过份动作，更多的只是限制进出人数。

据说，再戏剧的一个动作是，有便衣想去拉游行者的标语。旁边的游行者就开始轻声用粤语说：“放手。”周围的声音渐渐大起来了，“放手”“放手”“放手！”……便衣就走开了。

是的，我欣赏双方这种克制。

尽管，公权力的不少作为让人失望。但广州，确实是相对开明的、平和的城市，这也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是呆在这个地方多年仍没有迁移他想的原因。上次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广州政府与公民抗议之间有冲突与交锋，但总体上，双方也是克制与良性互动的，总体上权力对舆论算是宽容的，尽管仍有不少令人难以满意的地方。

我喜欢这个城市，这是在中国非常独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人们，他们有公民的意识，有践行公民行为的冲动，他们理性、素朴，有妥协精神但不失坚韧；这个城市，虽然目前空气仍很糟糕，但氛围是宽和的。它与香港很近。香港是中国透气的一个地方。时日久了，广州或许也受到了一些熏陶。

我记得上个月去广州二沙岛的塞纳河餐厅见法学家贺卫方。餐厅的一头是老贺在讲中国的司法之困；餐厅另一头是龙应台在讲《大江大河》与《目送》的背后故事。餐厅的前头，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在和家人吃饭，安静，雅致，周围无人大惊小怪，大家相安无事。这在中国其它任何一个省会城市，可能都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次政府对粤语保卫运动的处理，仍有不少可商榷之处。如本应可放心让广州的媒体来探讨粤语，以及粤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但不幸被中止了。其实，广州媒体，以及广州媒体人的理性与善意，是可信任的。他们有能力理性地传达民意，沟通民间与政府的关系。而政府却放弃这样一个机会与平台。这是一大遗憾。

其实，如果广州在这一次不管是对保护运动，还是对各方舆论，作更宽容的应对。那么，它可以获得更好的形象，是对亚运会的最好的城市形象宣传。在这个文明世界，没有一个宽容、民主的城市，是不被尊敬的。所以，广州当政者还可以珍惜这一机会，还有比这更好的政府公关吗？

我相信，这样的一次次公民的表达行为，从保卫粤语运动、到反垃圾焚烧运动，到口罩男对广州修马路的监督，到广州充许本地媒体对亚运前的穿衣戴帽工程的批评，这才是对广州亚运最好的宣传。这些细节，才是最打动对民主与宽容渴望已久的诸多中国人的，才是可获致外界尊敬的关键。

我也相信，这些公民表达与政府处理，是双方的一种相互训练的民主课程。民主从来不是，给你，你就会运用自如的，它其实是现代政治的一种极其复杂的治理技艺与表达技艺，不管是官员，还是民众，都需要艰难且漫长的相互磨合，才可能习得，才可能有那气度、心胸与识见来用运。

这个城市，正在慢慢具备这些东西，但显然还远远不够……

我很希望，我们都去珍惜与保护这些尚在萌芽的东西，不管是新上任的广州当政者，还是每个想有所表达的广州人。大家都有敬畏心，有克制心，有宽容心，有善心，有耐心，一步一个脚印，去共同改善现状，达致善治……希望有这么一天

2010-07-26

作者：柏拉不图 | 评论(5) | 标签:唐山大地震, 冯小刚

当然，起初，我也是带着一幅极其挑剔的墨镜走进电影院的，正如那些官方的、民间的、专业的、业余的、正的、伪的总之是专门找茬的影评人一样。尽管我们名称不一样，待遇不一样，名声不一样，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都一样，那就是我们坚信：影评，不是电影评论的简称，而是电影批评的昵称。但是看完电影，特别是又看了一些相关的影评后，我觉得有必要暂时摘下墨镜，从另一个角度，不是批评，而是表扬一下这部电影。（或许以后有一个新词：电影表扬，简称电表，或电扬。）毕竟，要想挑，鸡蛋里总是能挑出骨头的。墨镜带的时间太长，你就不想摘下来，还以为那很正常。

不喜欢人多，所以专门挑了周一上午这个“票房毒药时间”去感受一下“地震”。到了电影院，没想到竟有这么多“无业游民”闲的在周一上午给冯导捧场，或许是来影院避暑的也说不定。不管怎样，照这样的情景，他预计的5亿票房应该没有问题，这下他的白癜风应该有治了。“梨花体”教母曾经不无幽默的说，冯小刚的龅牙是天生的，但他的白癜风绝对是给中国电影累出来的。这话我同意，中国电影就是太缺少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了。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电影一直处在一种严重分裂的状态，不是大俗就是大雅，缺的就是象冯小刚这种雅俗共赏的中层电影。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要想正常发展，不能光靠大俗大雅，大雅争的是名气，大俗争得是投机，只有雅俗共赏的电影多了，才能使电影产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

冯导的电影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就是因为它特别关注普通的市民阶层。前两天香港导演尔冬升还夸冯导，说他电影中的语言对白，很有市民特点，如果他要拍文艺片，一定要找内地的编剧。言外之意，尔冬升已经把冯导的电影定位为文艺片，这马屁拍的。不过，现在中国电影的确太缺少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了，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不要说和国外相比，就是和国内同类产业比如电视、网络、新媒体等相比，也几乎是空白。那些大雅的电影自不必说，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那些大俗的“恶搞”电影，号称“迎合观众”，归根结蒂，只不过是把观众简单的设想为一群白痴。他们只是在“迎合市场”，而从来不去研究一下“观众心理”，不要以为“市场”就是“观众心理”，决定市场的因素太多了。这些大俗的电影曾经也为中国的票房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今年刚刚公布的一份电影产业报告指出，这种大俗的电影，也正在出现一种负增长的趋势。毕竟，无论大俗还是大雅的电影，都离观众太远。

冯小刚的电影似乎是个例外，他对观众的研究几乎是无意识的，这可能源于他生活经历中的市民倾向。他关注现实生活远胜于其他。这从他对剧本选择的倾向性就可以看得出来，早期选择王朔（其实是王朔选择了他），后期选择刘震云。当年他尚未在电影界出名，还在电视剧行业里摸爬滚打时，就选择了刘震云那部现实感极强的《一地鸡毛》进行改编。所以跟其他的导演不同，第五代导演立足于艺术，第六代导演立足于自我，现代那些“恶搞”的导演立足于商业，而冯小刚始终立足于观众。当然现在他也向商业看齐，口口声声离不开票房，可是现在哪一派别的导演最终不指向了商业？就连孤高自傲的第五代不也跪倒在金钱的膝下？第六代的商业电影很少见，那是他们还没有机会，他们现在有多少人在电影之外靠拍广告、拍MV、拍电视剧赚钱？所以我就很奇怪，有些影评人看到《唐山大地震》中的几个植入式广告，就义愤填膺，甚至完全否定了这部电影。这已经不是墨镜的问题，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令无数人泪洒影院，冯小刚靠的就是抓住了市民观众的心理，当然，这种心理不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模式，而是基于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传统。北大教授张颐武曾经在一篇分析中国电影观众心理的文章里指出，中国市民社会所造就的观众力量主要基于两种心理——感伤和传奇。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百年历程，只要取得很好票房的，都离不开这两种心理。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显然，《唐山大地震》很好的融合这两种心理。所谓感伤，也就是将“大历史的宏伟叙述转换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小历史叙述。”这一点，冯小刚做到了，特别是相比较去年陆川的那部《南京大屠杀》而言，《南京大屠杀》虽然也想这样做，但是由于电影中小历史线索太多，而且每一条小历史的线索又都在力图回归到大历史的叙述中，所以导致了一种分裂。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陆川对于那时的“小历史的日常生活”不甚了解。唐山大地震冯导可能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那个年代，他经历过，因此影片的时代质感，做的很强。

感伤自然涉及到了“情”，这也是《唐山大地震》做的最足的地方，也是最为影评人所诟病的地方。不信你在百度和谷歌里输入《唐山大地震》和“煽情”这两个词，看看会有什么结果。貌似在中国电影里，“抒情”这个词已经被部分影评人和谐掉了，只要电影里出现这一点感情的东西，二话不说，不是“煽情”就是“矫情”，绝对没有“抒情”这一说。我不知道这三个词之间是不是有明显的界限，多少感情算是煽情，多少感情算是矫情，多少感情又算是抒情？我觉得在很多日韩电影里，比《唐山大地震》感情宣泄更厉害的，人们却称之为“纯情”，敢情这墨镜在评论外国电影时，就摘下了来了？？？当然，这似乎也可以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因为中国人的感情比较内敛，所以在中国电影里，感情稍有一点宣泄，很多人就受不了了，但是，外国人的感情很奔放，因此，感情宣泄的再厉害人家也很纯情啊！不可否认，对观众心理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为了控制观众。正如，影片中的情感宣泄，也有略微过分的地方，但是我相信，那略微过分的一点，是由市场决定的。一个导演不可能控制影片的所有，只要在他可控制的范围内，做好一切，就足够了。

影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徐帆扮演的元妮的形象，这个形象被塑造成了一种不只是任劳任怨更似乎要被竖一个“贞节牌坊”以资纪念的旧时代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这个形象不要说以西方女权主义观点就是按照一般的普普通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也似乎是一个应该被批驳的对象，部分影评人也对此做出了批判。但是我想说的是，尽管冯小刚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和第五代甚至他的晚辈第六代相提并论，但是这一点现代意识他应该还是有的。他之所以这样塑造，一定有他的原因，除了故事本身的背景所决定——因为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对于一个普通纺织女工来说，这种女权意识尚未如此强烈，在她身上流淌的依然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另一层意思我想是，有一种超越了所谓的现代的、知识的东西，从影片的结局来看，这种东西显然就是爱。其实，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一直是现代文化特别是后现代文化的重点之一。这也让我想起来某位老师上课时所说的，新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当然，在此，我无意否定女权主义，更无意为“封建思想”保驾护航，我还没那么“经典”。在西方，这种电影所宣扬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错误的，但是在中国，意识形态似乎仅仅被简化成了政治。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活下来的是元妮的丈夫，这个故事该如何发展？

在一个商业电影的时代，有人依然能够坚守现实主义题材，真的很不容易的。如今，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几乎从大银幕上绝迹了。今年能数的起来的也只有老徐的《杜拉拉升职记》和张扬《无人驾驶》。看到有人将《唐山大地震》和《2012》相比较，总是感到很奇怪，一个是现实题材，一个是科幻题材，尽管2012的年代比唐山大地震那个年代离我们更近，但是在《2012》中，人们似乎只有被震惊的快感，而在唐山大地震里，却是实实在在的悲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有一种净化人心灵的力量，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澡雪精神”。

所以，看完影片后，我想起了两段话。一段是庄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是在看到影片中美好的生活瞬间被地震毁灭时想到的。还有一段话，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始终萦绕在我脑海，即使走出影院许久，也不曾散去。它就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作家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中的一段话：“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浑身都透着这股劲。你们因为爱情而光彩照人。但是，你们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其他人。你们也都结过婚，就象我们一样。甚至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别的人……也许你们会说是保留下来的美德，这美德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种爱情，不过就是一种记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冷峻的卡佛，很少在他的小说里发表议论，偶尔的一次，竟如晴天霹雳，令人醍醐灌顶。

卡佛的这段话，无形中给《唐山大地震》里徐帆塑造的那个“旧时代封建家庭妇女”元妮的行为作了最好的注解，当然，是一个反面的注解。这其中体现的是中西文化不同？还是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隐含其中？一如卡佛在那篇小说里，用那对受伤的老夫妇的故事又为这句话做了一次注解。不过这次的注解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或许只有那我们摘下墨镜，才能看得清楚。

Ps.

看了这篇文章，有人一定要问，你是不是冯导的枪手啊？

问题的关键是，我如果说不是，您信吗？

所以，还是请您把墨镜摘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