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宇宽 | 评论(0) | 标签:时事观点

如果柳传志都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了

郭宇宽

前一段时间，柳传志先生在一个场合说了一段话，被媒体广泛的传播。他说：我其实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他这个话是有上下文的，之前他在一个场合讲话，对于中国要不要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谈了一些看法，遭到很多网友的抨击。最近在一个场合讲他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出于谦虚，而倒是隐隐的像是说赌气的话。

柳传志先生是这一代中国企业家中间标杆性的人物，他讲过的很多话在我看来都有一种忠厚长者智慧的风范，非常有睿智，对我们能有很多的启发。而这次他讲的这个话，在我看来，远远没有代表他平时的水平，是并不高明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客观的分析这句话对不对，我觉得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如果我们把“以天下为己任”理解为一个人要承担天下的事情，那显然是荒唐的，谁这么说那他一定是一个疯子，或者是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认为他一个人就能承担民族的命运。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比如杨家将，一个家族承担了大宋的兴亡，那基本上是文艺的夸张。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智慧就知道，社会的责任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参与，并不是任何人能够作为一个个人的英雄。这既然是一个常识，也就没有什么要由柳传志这样的这些企业家来强调的必要；另一种解读，“以天下为己任”，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于社会我们有一份责任要承担。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公民要对这个社会有所担当，这样讲完全没有问题，柳传志完全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柳传志作为他们那一代的企业家，为社会所做出的，无论是创造了物质财富还是宣扬一种健康的企业文化，关心很多公益的事业，创造的精神财富，都已经证明了他实际上一直都在以天下为己任。

对于“天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曾经在他的著作《日知录》里面，特别讲到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他看来，一个政权的兴衰叫做亡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社会的人都有责任，他说那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因为那是一家一姓的兴衰，但是他把一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昌宁，一个社会会不会沦落到率兽食人、礼崩乐坏这样的境地？像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是天下的兴亡。天下的兴亡就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他的结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在里面应当承担力所能及的一部分责任。

有两种声音会让我们推敲，一种是，一个人如果平时没有做过什么好事，讲一些道德调子拔的非常高，伪装崇高，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像柳传志这样，他一直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家中间的一个标杆人物，甚至如果我们要在各行各业中间，数一数中国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栋梁的人物，柳传志也毫无疑问会列在其中。这样的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尽了他应该承担的，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了很多的责任。他在这里面可以说有一点伪装庸俗，躲避崇高，这样的情况，同样值得我们感到警惕、忧虑。

柳传志是全国人大的代表，比起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有更好的参与政治，或者说分担天下之忧的条件。在民国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投身产业，往往把自己的产业命运和天下兴亡、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那个时候搞一个面粉厂或者办一个纺织厂、办一所学校，甚至开飞机，都会觉得自己的事业是跟天下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那时候办公厂的号称自己是实业救国、办学校的号称自己是教育救国，开飞机的也说自己是航空救国，这个时候国家是意气风发的时代。

而今天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变到了让人觉得非常拧巴的状态。王朔在经历了高亢的红歌年代之后，开始把拒绝崇高当作一个主流，让谁讲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也影响到很多企业家的心态。

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家找不到自己的事业、社会，包括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老百姓会觉得政治离我们太远，很多人对政治是一种麻木感，或者说是一种无力感，而更另人忧虑的是，就连柳传志这样的社会精英人士、人大代表，都感觉对政治的无力感，觉得自己干不了那么多事情，在中国的环境下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应该为中国的环境感到忧虑。

另一层忧虑在于，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很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有一种长者之风和一种成熟的智慧。如果我们把社会分成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话，柳传志身上，以他的年龄和阅历，很自然的有一种稳健的保守主义色彩。他的意见和观点应该在这社会上被别人所倾听。就像我知道的很多接触过柳传志的人，都说柳传志是一个尊重别人，而且愿意倾听他人的这样一位忠厚长者。

前段时间，当柳传志发表了一点观点被网络传播以后，在网上遭到了很多人非常粗鲁的谩骂。这就好像是这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两种极端的情绪，一种极端情绪是冷漠的、麻木的、无力的；另一种是亢奋、激动的、冲动的。这样就能够理解，柳传志这样经受过文革的长者到今天，一方面他也会感到对于中国政治的无力，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另一方面，他又会觉得对于今天网络时代的这种亢奋的语言环境，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已经不能够适应。

如果中国社会，像柳传志这样有着成熟经验的人，最后都觉得未来的政治没有他参与的途径，也没有他参与的乐趣，产生心灰意冷的感觉，那么给我们带来的警惕是：我们觉得真正应该为此感到惭愧的并不是柳传志说的这句话，而是我们社会为什么会让柳传志这样的人都觉得没有能力，如果柳传志都没有能力了，那么我们难道能有能力吗？恐怕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柳传志所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更多的人要更加努力。

作者：吴澧 | 评论(1) | 标签:美国文化, 民主, 小说

毛择东同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说过：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这里“白”指文化落后，有如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白”）。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总产值第二，穷是不穷了，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就觉得在文化上也该伸伸脚了。不过，常识告诉我们，见到一个亿元暴发户，我们并不能自动假定他本人或他的子女一定很有文化。有钱和有文化之间，并没有正比例关系，攒文化或许比攒钱困难得多。文化的提升，或许远比文件规划的复杂。

就拿总产值第一的美国来说，她有文化吗？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超越英国，升为全球第一。不过，一百年之后，说起美国文化，离“第一”还是没影的事。至少，论雅文化，世界上很多很多人不认账，绝不认为美国是最有文化的国家。

这不认账，还不是金庸小说里大侠比武前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章难以比较，但武艺可以真刀真枪拼个高低。这不认账，说起渊源，其实和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有关联。

１８７７年，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出版了一部小说《美国人》（The American），讲述一位美国年青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亿万富翁）去巴黎学文化和追求高文化女性的故事。有位同时代法国作家惊讶地问：可以想像吗，如果一位英国作家给自己的小说取名《英国人》，或一位法国作家给自己的小说取名《法国人》？小说写的是典型个别人物，为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能用一个文学典型来代表，亨利·詹姆斯却可以对美国人这样做？美国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特色，让作家用一个主角高度概括？

那位美国年青富翁克里斯托弗·纽曼（Christopher Newman，这名字在英文里可视为耶稣般新人），当他第一次拜访心仪女士克莱尔时，女方哥哥不让他进门。女方是有身分的家庭，从来不与无根基的商人往来。后来，看在钱的份上，女方家庭允许纽曼追求克莱尔，但她的哥哥始终对纽曼爱理不理。亨利·詹姆斯写道：“他的全套礼节似乎在宣告：两人间不应有意见交流。他像是摒住呼吸，不让自己闻到民主的气味。”原来，在当时的欧洲，“民主”是个脏词。各国元首都是国王，人们不相信无文化民众也能治理国家。但美国人在民主制度下养成了平等习惯，在与欧洲文化人的交往中，处处流露出平等意识。这种新世界独有的天真和随意——或者说欧洲人眼里的无教养无文化——可以表征美国人。

一百多年后，英国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写了部以亨利·詹姆斯为主角的小说《大师》（The Master），被《纽约时报》评为２００４年图书十佳之一。很多现代作家奉亨利·詹姆斯为大师，认为他把小说从讲故事提升为探索人类隐密心理的文字艺术。书里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亨利·詹姆斯的祖先来自爱尔兰，驻爱尔兰总督邀作家赴宴。一位没收到请柬的贵妇对作家说：你们美国人有个优势，没人知道你的父亲是谁，祖父又是谁，你可以是任何人。贵妇又补充道：我是说，美国民主似乎很优异。亨利·詹姆斯客气地答道：您在那里将会很受欢迎。

这个细节比《美国人》更绝。纽曼确实是个暴发户；亨利·詹姆斯却是从小在欧洲生活，欧式礼仪无懈可击，身分还是作家，但他的美国籍贯仍然遭人看不起。他只能含蓄地讽刺贵妇：你在美国将是个令人侧目的怪物。

不管公正与否，民主老天真的美国人形象，似乎就此固定下来。美国人坚持他们的特色体制，二战之后，成了超级强国；“民主”在欧洲也成了意义绝对正面的流行词。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却仿效亨利·詹姆斯的标题，在１９５５年出版了一部小说《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讽刺美国在越南的幼稚行为。这本书常被当作了解冷战时期驻外美国人心理的教材。

故事中的越南还在抗法战争期间。年青美国人奥尔登·派尔，被政府派来了解情况。为当地的贫穷落后所感动，他一本正经地悄悄搞民主，不惜得罪法国盟友，最后丢了性命。故事叙述者、英国记者托马斯·福勒告诉他：他见到的贫穷落后，正是不必搞民主的力证——这是越南的固有生活方式——水牛耕地，扁担挑稻，越南人这样生活了一千年，他们还将如此生活一千年。这理由在书中颇令人信服，可见作家功力。不过，现实中的越南人，现在似乎想过西方式的生活；甚至改革为美国式的体制。

经济第一带不来文化尊重，体制不同的昔日影响延续至今。好在并无大碍，美国人继续坚持他们的体制，似乎不觉得感情严重被伤害，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文化人当然是不服的。曾有美国作家问：为什么英语世界最有权威的布克图书奖只限于英联邦国家，排除了美国人？一位英国作家回答：那别人就没希望了，谁写得过托妮·莫尼森？莫尼森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荣获１９９３年诺贝尔文学奖。这回答似乎很客气也政治正确，不过莫尼森写的是南方低文化黑人，语言相对简单，书中很少有文绉绉书面词汇，很难说她的小说代表了一种精致文化。

另一方面，莫尼森的成就也表明，作为一个只有四百年移民史的新兴民族，低文化或许意味着更贴近物理生活，往往更活跃。英语的说法是充满能量（energetic）。 作家吸收了这些能量，在作品中喷发出来，故事写得元气淋漓，文化人还是很爱看的。

（本文已于５月１０日见报）

作者：郭宇宽 | 评论(5) | 标签:所见所闻

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

郭宇宽

我有不少做艺术家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认识很多年，近年他的画越卖越好，名声越来越响亮，上了大拍卖会。而当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混得很不怎样，他的画不怎么被人欣赏。艺术家聚到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是喝酒吹牛，谁谁谁的画一下子卖了100万之类。而他又上有老下有小，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画不好卖。他做了很多被艺术家们瞧不起的事情，比如他去给那些想上艺术学院的孩子做家教，教素描，甚至和他弟弟开过一个包子铺，卖包子。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探索，现在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最近一次我们喝酒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直就热爱艺术，他之所以那时候愿意做很多艺术家不屑于做的事情，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个理想，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理想，就成为别人的负担。他说，今天我才证明，自己可以靠艺术养活自己包括家庭。而这些年，很多当年和他一起的艺术家，还在常年累月的谈理想，甚至因为理想实现不了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

还有一位朋友，是我的校友，因为一个政治上被迫害的挫折，在监狱里呆了10年，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已经发了财，至少也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而他从监狱里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摆地摊，卖服装，一面读书，重新规划自己下面的路。这个朋友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才真正是了不起的。

我也有过人生特别灰暗的时刻，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甚至眼前愁孩子的奶粉钱从哪里出。我做过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在中国，我靠当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我就去当导游或者当翻译；当不了中央台的主持人，我就去当个婚庆公司的主持人，总没人再打招呼了吧；这些都是我自信自己可以做得比较出色的工作，如果那些都不行，我哪怕去卖红薯，也一定要要让自己和家庭免于匮乏。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有大不了回家卖红薯的底气，也许我不会能坚持到今天。

现在时常有一些年轻有志于公共事业的大学生会问我对他们人生的建议，他们常常有非常宏伟动人的理想。但我会问他们几方面问题。一，你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有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你供养么？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父母很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先要努力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能帮助自己年迈的父母享受晚年，或者支持需要学费的兄弟姐妹，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在做公益。第二，你谈恋爱了么？准备结婚要孩子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要考虑好，或者至少你和你的对象要有一个人，哪怕去开餐馆，开出租车也要承担起为家庭赚钱的责任，这些都是和理想相比非常俗的事情。

有一些大学生觉得我好像是在给他们泼凉水，他们看了很多外国人的故事，大学毕业就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灾民或者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事业多么令人激动啊。

但是说一句恶俗的话，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不像是欧洲人，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不用担心你的父母老了无人供养，不要担心你家庭成员得了病得不到医治，不用担心你的孩子将来上不起学。

而在中国，这些都需要你考虑，生存的压力和竞争几乎是残酷的，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好立竿见影的赚钱前景。不得不做好你以为你做好了，其实还不够的思想准备，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老人生病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除非你干脆出国去，否则这些是我们坚守这个国家所必须要背负的。

我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有很强的文艺青年气质，义无反顾的投身公益或者文化事业，而且是两口子，最后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还要长辈接济，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也有很大的压力。我虽然很敬佩这样的朋友，但那是人生选择的一种，作为我的观念而言，我并不向大家推荐这种选择。

如果你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能忘记，你也对你的家庭和你爱的人，包括对你自己，也负有责任。

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特别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如果他们没有支持你都会有负罪感，真正崇高的愿力，是你心灵最隐秘的角落和上苍的约定。